■主持人：张浩呈  实习生：严玲珍

　　智能摄像头直指工位，电脑后台悄然生成“时间画像”，连办公椅上的坐垫都成了工作时长的监测器。据《工人日报》报道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更迭，一些公司开始施行“数字监管”，通过智能摄像头视频监控、电脑浏览记录监控、工作手机实时定位等方式管理员工。合理的“数字监管”能提高工作效率，但当监管越了界、失了度，就可能从“帮手”变成“枷锁”。职场“数字监管”边界该如何划定，我们来听听老大哥们怎么说。

　　合理监管是对员工权益的另一种保护

　　杭州杰牌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戴琴雅:当下，企业使用智能摄像头和电脑加密系统已成为基本管理工具，数字监管在用科技赋能管理的同时，也让不少劳动者感受到被时刻监视的压迫感。如何把握监管尺度、厘清权责边界，既是企业管理的必修课，也是守护劳动者权益的关键课题。

　　合理的数字化手段本是提升效率、规范管理的有力抓手。企业通过数字监管规范工作流程、优化考勤管理、保障经营安全，能够有效规避风险，这是新时代用工管理的正常创新。从员工方面来说，每个人从进入职场的第一天起，本就应该明白自己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和实现岗位价值而来，对于企业正常管理手段，大可把它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　　换个角度看，企业使用数字监管手段是为了让管理透明化、规则公开化，同样是对员工权益的另一种保护，只要企业没有越过隐私红线，员工大可泰然处之。

　　当然，数字时代的职场，需要刚性规则，更需要人文温度。厘清数字监管边界、守住法律底线，让数字化管理在阳光下运行，既能助力企业提质增效，也能守护劳动者尊严，实现劳资双方双向奔赴、和谐共赢。

　　信任赤字比屏幕监控更可怕

　　本报评论作者吴霞：企业出于保护商业秘密或规范工作纪律的目的，对工作设备和公共区域进行适度监控有其合理性。但问题在于，当下的职场“数字监管”正陷入一种“范围通胀”。当监控软件可以远程卸载员工私人软件，当摄像头开始借助AI分析员工操作是否达标，这种管理已经越过了必要的边界，变成了一种以“防范”为底色的控制欲。它将每一位劳动者都预设为潜在的“违规者”，用技术的冰冷消解了职场的温度。

　　这种高压监控在管理学上是极其短视的。经典的“霍桑效应”早已揭示，当员工感受到自己被过度关注和监督时，短期内可能会改变行为，但长期来看，这会引发强烈的心理抵触，导致创造力的窒息。在知识经济时代，创新和解决问题才是核心竞争力。如果一家企业只能依靠监控软件来驱动员工，那它注定无法激发团队的主动性。被“数字镣铐”锁住的，不仅是员工的自由，更是企业应对未来挑战的灵活性。

　　拨开技术的外衣，过度监控的本质是劳资双方“信任赤字”的不断扩大。一些管理者迷信冷冰冰的数据，将其作为低成本、高效率的管理工具，这恰恰反映了管理思维的惰性。他们忘记了，健康的企业运转需要建立在双向信任的基石之上。当企业单方面利用技术优势，将员工异化为被算法审视的客体时，员工的应对策略往往是“表演式工作”和防窥膜掩护下的消极抵抗。这种因监控带来的隐性内耗，远比几张摸鱼的截图危害更大。

　　划定职场“数字监管”的边界，不仅是法律问题，更是伦理命题。监控必须恪守“最小必要”与“知情同意”的底线，严格限制在工作时间、工作场所和工作设备范围内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必须打破算法的黑箱。凡是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自动化决策，如自动预警、绩效评分甚至违纪判定等，绝不能任由机器“一刀切”，必须保留人工复核与员工申诉的通道。

　　真正卓越的管理，绝不是用摄像头去束缚手脚，而是用愿景和信任去赋能心智。毕竟，只有被尊重的员工，才能创造出被尊重的产品；只有充满弹性的组织，才能在时代的风浪中保持韧性。

　　职场“数字监管”不能逾越法律边界

　　本报评论作者戴先任：进入数智化办公时代，企业对员工的管理及员工工作更多借助各种电子设备，只要合规使用，就无可厚非。但企业对员工进行数字化管理及处理员工信息，必须严守法律边界，把握好分寸。

　　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，收集、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、合理的目的，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，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，不得过度收集使用个人信息。企业进行数字化管理，要特别注意防范由此带来的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，一旦造成信息泄露，企业也要为此承担相应责任。

　　对企业来说，推行数字化管理、数字化办公，要以适度、适当、合法为原则，不能逾越了法律红线，不能“用力过猛”。企业管理更不能与员工“为敌”，而要想办法与员工“交朋友”，要跳出“严抓考勤”“严苛管控”的管理思路，学会“拉长景深”“刚柔并济”，多一些人性化管理手段，构建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，让员工能够与企业一起成长，实现共赢。

　　劳动者对于侵犯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，也要勇敢说“不”，要增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，搜集相关证据，通过法律渠道维护好自身权益。